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二十字方针，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乡村振兴是为了农民，为了农村。关于乡村振兴，农民到底怎么想？他们究竟了解多少？为了回答现实问题，自2021年3月起，叶敬忠带领团队40余人开展“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研究”，走访了山东、湖南、陕西、浙江、河北5省10余个村庄，共完成农民问卷529份，完成对基层干部、新型经营主体、小农户的访谈154份，访谈资料156万字，研究成果《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于近日出版。
在书中，叶敬忠把更多的目光聚焦于乡村中的农民，试图通过乡村现实，更好地厘清乡村振兴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叶敬忠说，这些基层声音反映的内容不一定全面，但却是真实的，希望能引发社会的关注与思考。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 图片为受访者提供
把乡村振兴的目光投向农民视角
澎湃新闻：在乡村振兴和乡村建设中，农民应当是直接获利者，应当是主角，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您把乡村振兴的目光投向农民视角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叶敬忠：我们通过调研发现，在可以多选的各类力量中，87.9%的被访农民认为，实现乡村振兴应该主要靠政府，82.8%的被访农民认为，实现乡村振兴还应该主要靠村干部。虽然也有80.1%的被访农民认为，实现乡村振兴也应该主要靠农民，但他们中的多数仍然寄期待于其他主体，认为自己能做的就是配合工作。比如：他们期待政府提供政策、资金、基础设施等保障；期待村两委干部主动带头落实政策，工作公平公正；期待企业可以投入资金，为老百姓提供就业；期待有大学生、年轻人、志愿者等群体参与乡村振兴。可见，虽然国家对“三农”工作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对农村投入也在不断增加，但农民的主体性和内生动力并没有相应提高。
农民的“配合者”定位是多重因素导致的，至少可以列举三个原因。第一，在农民心中，国家已经非常强大，既有能力，也有资源。很多农民说，“现在国家钱多，乡村振兴就是国家要花钱搞建设”；“国家力量大，支持哪个村哪个村就能发展，其他力量都太小。”同时，国家在“脱贫攻坚”行动中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给予的大量资金支持，以及取得的巨大脱贫成就，这些都让农民产生了政府会包揽一切的认识，而没有认识到乡村振兴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第二，与国家等力量相比，一些农民认为自己的能力不足。第三，外部力量的干预或强制也使部分农民“不得不”配合其他主体安排的工作。
其实，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振兴”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但很多讨论都停留在对政策的解读、阐释和证明等层面，而且主要被官员和学者两个群体所主导，看不到农民关于乡村振兴的立场、主张和建议。作为乡村振兴理论上的主体和受益者，农民在关乎自己家乡和自身利益的乡村建设、乡村发展与乡村治理中集体失语。让我们备感困惑的是，“关于乡村振兴，农民到底怎么想?”这也是我们开展这项研究的直接想法。我们希望通过倾听农民声音来理解乡村现实，把握三农本质，找准差异定位，提供行动参考。
澎湃新闻：要想实现乡村振兴的持续化发展，提高农民的主体性和内生动力有着重要的意义，让“乡村振兴，农民是主角”这一共识不再停留在官员与学者层面，您认为有哪些问题是亟待解决的？在未来，可以从哪些维度改变农民的认知与感受，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
叶敬忠：我们注意到，虽然一些官员和学者在文件文章以及讲话发言中常常表达“乡村振兴农民是主体、农民是主角”的观点，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只停留在言说和理论层面。现实中不乏一些官员和学者认为农民对自己的发展不会分析、不会判断、不会选择，认为农民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
此外，“农民是主体、农民是主角”这一定位在乡村振兴中也不能过于泛化，这会导致有些方面容易出现错位。比如，在公共财政应该负责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保障建设等方面过分强调农民的主体性，而在农民的生产生活方面又过分进行政府干预。
当下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帮助农民提高能力，激发主体意识肯定是必要的。例如：通过为青年农民提供专业技术培训、提升乡村医疗与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吸引青年返乡、入乡，让青年人才在乡村可以获得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和生活质量保障。可以考虑针对农民群体建立一定的创新机制，解决农民干事创业的后顾之忧，为农民的自主学习、自我创新营造开放、自由的氛围，让农民可以放心大胆进行自我革新和创造。还可以通过村务公开、农民评估项目效果等策略为农民参与村务监督创造充分条件，并通过村集体经济、村规民约等方式探索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联结与融合，使农民自愿主动加入到乡村振兴行动中。
调研团队成员向村民了解情况
多重因素制约农民对政策的理解
澎湃新闻：在乡村振兴政策“上传下达”的过程中，您认为有哪些因素制约了农民对政策的了解呢？
叶敬忠：没错，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仅有63.1%的被访农民听说过乡村振兴。这意味着有36.9%的被访农民未听说过这一概念，对此并不熟悉。而且，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等维度的农民对乡村振兴的知晓情况存在明显差异。事实上，即便是听说过乡村振兴的农民，对乡村振兴也只是模糊了解，大多数只是知道这是一项国家政策，但是不太清楚具体内容。
实际上，乡村政策传播过程中，官方传播渠道并不顺畅，使得政策信息缺失的可能性加大，直接影响到农民对政策信息的获取。首先表现在传统大众传媒式微，官方政策传播话语“窄化”。很多农民说，“以前看电视会看新闻，现在大家都是刷手机看小视频”；“现在电视每家都有，但是没人看，大家都看手机。”二是文件式、开会式传播，政策信息缺失较多。政策信息在行政层级间往往是以文件、开会等形式被传达，容易造成信息的不完整。一位县干部说，“我们政策从中央到省市县再到乡镇都是经过文件或开会传达下去的，到老百姓那里可能就讲不清楚了，村干部经常告诉老百姓镇上让干什么，但也没给老百姓讲清楚为什么要干”。也有部分村民反映，“很多政策到县或乡镇之后就中止了，村上根本不知道，知道政策也只能通过别人”。再加上有些基层干部的学习时间和能力有限，无法对政策给出有力的传播。不少村干部坦言，“我们一直都是边干边学，但对好多政策的理解还是不到位”。还有就是政务新媒体政务属性过强，政策宣传效果有限。一些干部表示，“我们主流媒体生产的东西缺乏趣味性，太正式了，没人看”；“你要做成喜闻乐见的形式，不能是太官方的讲解，否则就一翻过去了，更别说老百姓了”。
同时，短视频传播滥化也使得农民政策认知偏离。调研中我们发现，短视频平台凭借简单快捷的操作与易传播的特点，愈发受到农民群体的欢迎，观看短视频成为农民获取国家政策信息的重要渠道。一位农民表示，“我以前爱看电视，现在都是网络电视忒不好操作，还尽有广告，我不爱看，现在都是在手机上看视频新闻。”不仅如此，短视频平台还借助算法推荐机制，为用户推荐感兴趣的视频，将农民锁在短视频里。一位农民说，“你看嘛，小到两三岁的小朋友，上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婆老大爷，只要会玩手机，都会不同程度地沉迷小视频，因为它专门给你推你爱看的东西，然后你一看就上瘾。”但是，部分政策解读类短视频以博人眼球、争夺流量为目的，刻意断章取义或拼凑剪辑，而农民对这类信息甄别的能力有限，容易产生政策认知偏差。一些干部反映，“小视频里有很多政策是偏的，有的政策会误导老百姓，老百姓会当真。”
叶敬忠（右一）在调研中和村民交谈
发挥农民主体性是根本
澎湃新闻：现阶段，全国在乡村振兴方面是否存在发展速度参差不齐的情况？造成发展不均衡的情况有哪些原因？
叶敬忠：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不同地区乡村振兴事业推进的总体情况存在差异，在中西部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努力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时，东部部分发达地区已经开始探索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行动。乡村振兴领域的不均衡发展局面主要受到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影响。总的来说，东部相对发达地区的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和自我发展能力明显高于中部、西部欠发达地区，在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上也就总体呈现出高效率和高质量特征。
但其实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东部很多相对发达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发展发达，可毕竟没有经过高要求、高强度的脱贫攻坚工作的历练，其在新发展理念的贯彻执行、生态绿色发展的重视、乡风文明的建设、社会建设甚至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一定程度上未必比西部地区领先，有的方面甚至远远落后于西部地区。例如，我们在西部地区调研发现，一些脱贫村庄的互助养老、村民议事会议、村庄文艺活动、“饺子宴”等凝聚村庄和发展村庄的社会建设活动已经常态化开展。而在经济发达地区的调研发现，一些村庄的干部和村民都觉得上述社会建设活动目前根本不可能开展起来，因为农户还是处于以经济活动（打工或产业）为唯一核心的高度原子化状态，即使是村民代表大会和村庄选举等有时也只是形式上的走过场。此外，调研还发现，在位于东部的重点区与引领区的调研村，农民认为乡村振兴主要靠村干部与村集体以及主要靠政府的比例相对较高；而在位于西部的攻坚区的调研村，农民认为乡村振兴主要靠村民的比例反而相对较高。可见，在农民主体性方面，东部相对发达地区或许落后于西部欠发达地区。
澎湃新闻：农民在“返乡”问题上存在矛盾心理，但要想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调研过后，针对吸引年轻人返乡这一问题，您有哪些新的认识和思考吗？乡村要想切实留住人才应该做出哪些实际的努力，才能改变“留一时”的虚假景象？
叶敬忠：我们确实深刻感受到农民在“返乡”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农民普遍认为乡村缺少年轻人，希望年轻人能够返乡。另一方面，多数农民又不希望自己在外的家人返乡。当农民被问到是否希望在外家人返乡时，48.3%的农民明确表示不希望外出家人返乡，22.0%的农民表示“一方面希望，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许多农民为家人返乡设置了大量的前提条件，即如果具备了这些前提条件，就希望他们回来，不然就别回来。这表明，农民对于返乡有着诸多顾虑。
目前制约年轻人返乡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方面，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使得年轻人更倾向于进城。例如，在教育层面，教育资源的上移与乡村教育的萎缩成为年轻人返乡的阻碍之一。在医疗层面，乡村医疗资源相对匮乏，医疗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也是年轻人返乡的顾虑之一。在基础设施层面，尽管目前农村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但相对城市而言，农村的公共服务仍有较大差距，适合年轻人的文化、娱乐设施更是明显不足。总体而言，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还难以满足年轻人的需要。另一方面，乡村缺少稳定的就业机会，是年轻人外流的主要因素，也是制约人才返乡的重要因素。我们还发现，其实很多农民本质上并不愿意外出打工，只是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谋生。由此可见，离乡农民对家乡有深刻的眷恋，但是乡村就业岗位缺乏、收入来源不稳定，是制约年轻人返乡的重要原因。
根据目前的城乡发展态势，在未来一段时间，“返乡”的农村年轻人极有可能呈现出生产在农村、生活在城镇的“城乡两栖”的特征，这也符合未来“乡城互动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趋势。这样，“返乡”青年或许可以成为城乡要素资源双向流动的载体，即将城市的资金、技术、理念等带到乡村，同时也可以将乡村的生态价值、生活方式、生态产品等引介到城市，吸引城市资源要素的流入。
乡村想要留住年轻人，首先要增强年轻人对于乡村的归属感，心有所属才会有所行动，基层政府和乡村组织可以建立青年人才信息库，加强与在外青年的日常联系，倡导“贡献家乡”的价值理念，激发在外青年返乡发展的动力。其次要在公共服务等方面缩小城乡差距，教育、医疗、公共文化建设等要面向年轻人需求，减少他们返回乡村的后顾之忧。还需要充分挖掘乡村的多种功能，发挥乡村的多元价值，并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加大对青年返乡就业、创业的硬件支持。
村干部是如何理解乡村振兴的
澎湃新闻：目前，医疗、教育和养老依旧是农民生活中的压力来源，在未来，是否能被“根治”？
叶敬忠：医疗、教育和养老之所以会成为农民生活中最沉重的压力来源，是结构和制度因素以及各主体行动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水平会继续提升，但在城乡差距、社区差异、个人及家庭情况差异等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的医疗、教育和养老问题在短期内还难以被“根治”。但是，不能被“根治”并不表示可以“放任不管”。相反，越是难以“根治”，越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主动应对。
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很多政策文件皆有聚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顶层设计”。这些政策瞄准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做出了任务部署，同时配套了重大工程和行动计划，准确把握了农村医疗、教育和养老事业的发展方向，意在解决现实难题，从而更好地满足农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政策层面的国家话语传递出深刻意涵，即乡村振兴要为农民而兴。但是，平衡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与需求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精准把握农村医疗、教育和养老的突出困境，也要与时俱进地关注到相关需求和影响的变化，从而使需求侧在更大程度上感受到公共服务的效用。
我们的调研发现，“三大压力”不是单独存在，而是贯穿发展，与农村经济、人口、社会文化等因素紧密相连。因此，对于农民生活中的关键难题，需要继续做好政策层面的识别与关照，准确把握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向；需要注重从形式上的普惠向实质上的公平转变，让发展成果更好地让人民共享。
澎湃新闻：其实提到乡村振兴，就不得不提及村干部。在你们的调研中，村干部是如何理解乡村振兴的？
叶敬忠：调研中我们遇到的村干部基本都知晓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都能较为准确地说出五大振兴的概念，对乡村振兴为了什么、乡村振兴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都有一定的思考。但是，村干部对于乡村振兴的具体内涵没有统一的看法，而是会根据自身的认知去理解，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性，更多是对自己当地已经开展的工作成果的总结。村干部更关注在乡村振兴这个政策话语下村庄能“获得什么”，寄希望于通过上级政府得到一些外部性的资源和机遇，其实并没有足够重视村庄自身的努力和探索。
作为乡村振兴在基层的主要引领者，上级政府和村民都对村干部寄予了厚望，然而村干部也有自己的苦恼。首先，他们担心政策环境变化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自主性，需要向上级部门“化缘”，需要去“跑项目”，能不能获得项目资源关系着村庄的发展前景，一些农民也认为衡量村干部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其能否争取来项目。其次，一些地方进行了村干部年轻化的探索，这肯定是正确的方向，但现实效果不甚理想，一些年轻干部不一定适应农村社会的复杂社会环境，开展工作的难度较大。最后，村干部本身的待遇难以保证，工资水平低、退休待遇差，导致年轻人担任村干部的意愿不强，加剧了乡村治理人才的流失，不利于乡村振兴工作的整体推进。
澎湃新闻：你们在调研中通过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小组访谈等形式进行调研，这样的研究方式是最适合倾听农民声音的吗？在调研的过程中，样本量的选择层面上，您是怎样保证样本的真实可靠可用呢？
叶敬忠：在中央再次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社会对于调查研究方法有了更多的讨论。我认为，研究问题的性质决定了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更合适。我们的研究问题是——“关于乡村振兴，农民到底怎么想”。我们希望既能够对面上情况进行整体把握，又能够对重点主题进行深入分析。因此，我们通过问卷收集面上信息，通过访谈收集个案信息。对于问卷调查，不同于发放问卷让被访者自填或是完全封闭的问卷结构，我们的问卷更像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结构式访谈提纲，每一份问卷都是通过研究者与被访者一对一长时间交谈的方式完成。在交谈过程中，我们会记录农民的选择，但是后续整理的信息并不仅仅是那个具体的答案，还包括背后相关的可能更为复杂的一些因素。对于个案访谈，我们选择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基层干部等群体进行深入的个案访谈，这是我们理解乡村现实、形成整体认识的重要资料基础。除此之外，我们在县乡村不同层面组织工作座谈，组织男性农民小组讨论、女性农民小组讨论、调研小组内部研讨等，这些都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方式方法。
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问卷调查对象主要由调研小组采取偶遇和滚雪球的方式选取，个案访谈对象则是在调研小组掌握村庄整体情况后根据典型性要求进行选取。研究小组尽可能做到所有问卷和访谈在自然的环境中完成，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调研的真实性。
我们认为这样的调研安排和后续的资料分析是有效的，比较适合倾听和呈现农民的声音。我们不能说这个研究有多深刻透彻，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之核心，这既体现在农民对乡村振兴的理解与需求上，也体现在我们对乡村振兴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的分析中。
（叶敬忠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