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 记者 崔逾瑜 通讯员 张春红 夏世学
“致富十年功，大病一日穷”
昨日，望着床头丈夫的旧照，石连英思绪万千。
石连英，武汉市江夏区湖泗街均堡村人，51岁。丈夫刘昌记前年病逝，病逝时也是51岁。“他在建筑工地贴幕墙，一年到头挣几个钱很不容易。”石连英说，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做事很拼。家里的房子住了20多年，眼看两个儿子长大成人，丈夫想多攒钱，盖新房。
但2012年，一次体检，查出刘昌记患有肝癌，梦想由此破灭。
第二年春节，刘昌记住院，切除了拳头大小的肿瘤和部分肝脏。同年，癌症转移喉部，又是一次大手术。
2014年，刘昌记接受放疗，可病情急转直下。医生劝说，回家吧，想吃啥就吃啥。
一个月后，刘昌记走了，没给家人留下一分钱，除了20万元债务。“他在外闯荡30年，还是败给了疾病！”石连英叹道。
在农村，“救护车一响，一头牲畜白养；致富十年功，大病一日穷。”这句顺口溜，是现实生活的写照。疾病已成为农民致贫、返贫的重要因素。
江夏区卫计委主任李汉民介绍，根据调查，一些贫困地区因病、因残致贫占比高。在因病致贫中，患有大病、慢性病者，约占贫困人口30%，在个别贫困村接近50%；在致残原因中，工伤、车祸致残者不容忽视，一些原本身体健康的青壮年，因此失去劳动能力，此类家庭极易演化为贫困户。加上一些地区因环境、水质等原因，不同程度存在“地方病”，也成为农村人口致贫的重要因素。
对农村地区来说，由于疾病治疗花费高、报销低，贫困家庭难以承受，“小病拖大、大病等死”的情形并不鲜见。
新农合基金捉襟见肘
新农合是低水平、广覆盖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管理上以收定支，这决定了不能无限制地提高报销比例。
2005年，江夏区实施新农合的初始之年，人均筹资45元。到了2015年，人均筹资520元。“尽管提高十几倍，仍然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李汉民说。
他分析，随着农民收入不断增加、新农合报销比例不断提高，农民的正常医疗需求得到释放，对健康的要求随之提高。10年来，该区新农合住院率上涨6倍，流向市级医院的住院病人从11%上涨到29%。
种种压力下，新农合基金支出大幅上涨，开始捉襟见肘。2015年，江夏区人均住院报销比例54%，人均报销金额为3180元。被寄予厚望的大病保险，人均报销比例则提升至57%。
剩下的缺口，比较富裕的家庭尚可，而对于贫困家庭，仍是横亘在脱贫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江夏区层层摸排，将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农村低保家庭成员、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和孤儿纳入医疗保障扶贫对象，共13016人。据测算，每年精准扶贫对象患大病约300人，人均费用4.6万元，报销后，患者还要负担两万余元。
让最需要帮扶的群体得到关怀
如何拔掉因病致贫这一“贫根”，成为一道现实而紧迫的扶贫难题。
今年，江夏区财政出资，拿出800万元设立精准扶贫医疗保障基金，无疑是一剂良药。
政府兜底，扶贫对象区外住院报销80%、区内二级医院住院报销90%、乡镇卫生院住院报销95%。“不是数字游戏，而是真金白银。没有报到规定比例的，一率补齐！”李汉民说。
听到消息，石连英有些激动。在照顾丈夫的最后日子，她的胆囊结石时常发作，疼痛难忍。可是，家里已有一个重病人，她不能也不敢再去看病。丈夫走后，面对20万元外债，她还是没有勇气。直到今年，她被确定为精准扶贫对象。
5月9日，石连英入住江夏区人民医院，取出多枚结石。住院13天，花费1.28万元。村干部告诉她，新农合、扶贫基金将报销90%，自己只出1280元。“这么好的政策，不怕病不起，脱贫有希望了！”石连英兴奋地说。
对此，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王全认为，这种做法没有把扶贫当成是“大锅饭”，没有搞平均主义，而是一种针对特别群体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扶贫方式，让最需要帮扶的群体得到社会的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