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汉昌 廖志慧 胡弦
阅读提要
在武昌鱼的故乡——梁子湖，有一群人种了几十年的草。他们住在湖心的牛沙咀小岛上，种下20余万亩水草，与天然水草一起形成了覆盖湖底的“水下森林”，让梁子湖成为长江中下游水质最好的湖泊。种草的这群人，是武汉大学梁子湖生态站的于丹团队。从1992年开始，他们驻守在牛沙咀小岛上，不仅为推广“种草治污”建起了物种资源库，还逐步建立起“适宜物种筛选—生态适应规律探索—人工大面积种植”的梁子湖生态修复模式，受到国家的肯定。
于丹（左二）带领学生在实验池深水区试种睡莲。
一根竹棍、一双套鞋，于丹在野外考察。
于丹（左三）带着学生查看水生植物种植情况。
种活了！种活了！这一次，终于把草种活了！
3月春日暖阳，在梁子湖，越冬“宝草”——菹草成功长到70厘米高，碧绿的叶片越发映衬得湖水清澈、透亮。
这是2022年以来，武汉大学梁子湖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生态站”）师生们第七次种草。前六次种下的草，均被鱼吞食。看着湖底摇曳生姿的菹草，研究站站长、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于丹露出难得的笑意。这一瞬，他仿佛回到了初见梁子湖的情景。
2023年，是于丹坚守梁子湖的第31个年头。
他在坚守什么呢？
——一湖水，一湖与他的岁月、学术、悲欢相连的水。
从1992年6月开始，他带着一拨又一拨学生驻守在梁子湖牛沙咀小岛上，平均每年在岛上的时间超过300天，春节也常在岛上度过。
春去秋来，他们和清冷做伴，与洪水抗争，或踏着没膝的淤泥，或浸泡在湖水里，肆意地让淤泥、烂草、鱼腥包裹自己，成为村民们口中的“泥腿教授”和“水草研究生”。
寻草、认草、育草、种草，他们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固执地从头再来，满怀希望。30年来，生态站师生们在梁子湖底种下20多万亩水草，逐步建立起“适宜物种筛选—生态适应规律探索—人工大面积种植”的梁子湖生态修复模式，护住一湖碧波。
在万物生长的拔节声中，我们走进“泥腿教授”的治湖人生。
一湖倾心
一棵水草，是这样卑微而渺小，一旦在水下扎根，竟是那样复杂而奇妙。
在东北求学时，黄河源头湖泊茂密的水草深深吸引着年轻的于丹。“那时，我国对水生植物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他立志，要努力探寻神秘的水生植物世界。
无奈，北方冰封期太长，他决定前往南方寻找一块“风水宝地”，将全中国的水草研究个遍。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最具有决定性的选择。
很多浪漫的故事，始于一见钟情。于丹对梁子湖一见倾心。
上世纪90年代，于丹来到武汉大学开展“长江中下游湖泊水生植被”的博士后课题研究。当他背着行囊来到梁子湖，清澈的湖水、摇曳的水草、活蹦乱跳的虾蟹，就这么扑入他的眼里、心里。他俯下身子注视湖底，那一棵棵水草仿佛也在注视着他。他躬身下水，抚摸这些水中精灵。如同科幻电影里，只要相互接触就能产生心灵感应，于丹仿佛跌入一个奇妙的水草世界。
1992年，他在梁子湖中的牛沙咀小岛上创立野外观测站，对水草开展跟踪调查。
梁子湖、牛沙咀小岛、水草，就这么和他的人生交织在了一起。他的世界，从此只在梁子湖；他的魂，从此也只在梁子湖。
牛沙咀小岛上，荒烟蔓草，除了8个渔民的几间简陋石头房，就剩几棵刺槐树。
清冷、寂寞、艰苦，哪里难得倒在大兴安岭插过队的于丹？5年知青岁月，让他的意志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再艰难的时刻，他都没有倒下。
我们聆听着他云淡风轻的讲述，随着他的身影穿行在岁月中，一路追寻着，他跋山涉水的足迹。
为湖寻草
研究水草，首先要找到足够多的水草样本。
刚上岛的那几年，科研经费少，他们住进石头房，借用渔船收集水生植物种子，开展野外观测研究。渴了，他们就舀梁子湖的水喝。于丹说，湖水很甜，师生们一喝就是几十年。
一个标本夹、一杆秤、一把尺子，于丹的学生徐新伟教授回忆，他们就靠着这几样东西勇闯天涯、四处寻草。
那是一个南方的夏天，荒郊野外出现了一群“怪人”：戴着草帽，穿着长筒套鞋，一人手里一根竹棍。
“到哪里？”
“到有水的地方。”
大巴司机想不通，哪里有出门不知道目的地的人？
这群“怪人”边看地图边画圈：“哪里有水，哪里就是目的地。”
从青藏高原到东部沿海，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亚，甚至是可可西里、墨脱，都留下他们的足迹。饿了，扯把干草把馒头烤一烤，就是一顿饭……
采标本的日子，一出去就是两三个月，甚至整个夏季。白天赶山路、采水草，晚上晾标本、测指标。“水生植物都是湿漉漉的，当时没有烘干设备，就用报纸包着吸干水分。”徐新伟说，一份标本，经常要换六七份报纸，才能完全吸干，整理好就放在小推车上。小推车里的标本夹，就这样越堆越高。
穿越深山迷雾，遭遇高原翻车，从流沙、沼泽死里逃生，与蚂蟥、毒蜘蛛水中激战……这水深火热的遭遇，在他们的口中好像是愉快的旅程。
我们脑中浮现出了这么一幅画面：一个个被太阳晒得通红的脑袋低垂着，大半截身体都没入水中，紧贴着水面缓缓挪动；脚艰难地从淤泥里拔出来，又小心地踏入另一片淤泥。他们一次次俯下身子，挨近水草，小心翼翼地连根拔起，仿佛采到了稀世珍宝。
“受的苦非常多，很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渤海湾种海草时，由于潜水时间长，大家回到驻地吃饭时鼻孔里还流出咸咸的海水。”生态站副研究员王力功说。
一幅采集种子的调查路线图上，箭头密布。纵横交错的背后，是30多年来，他们对水体环境、水生植物群落从未间断的调查。他们验证了一点：实践精神，是最基本的科学精神。
2005年，湖北省武汉大学梁子湖野外观测站获评成为梁子湖湖泊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也成为国内第一个以水生植物为研究对象的国家野外站；2007年，生态站团队所在的生态学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12年被评为湖北省唯一的生态学一级重点学科点。精准的数据、科学的分析，为我国退化湖泊植物群落重建和生态修复等提供了基础理论探索和实践证据。
湖中种草
水，给了他们成就梦想的舞台，却又显示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威力。
1998年，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凶猛的洪水肆意冲击沿途江堤，梁子湖在劫难逃，湿地和水生植物几乎全军覆没，鱼类大量死亡，生态遭受严重打击，水质由二类退化为四类。
从国外短期访学回来的于丹心痛不已，他急切地想解救这片“水下森林”，提出大胆设想：在湖底种水草，让水草来净化梁子湖。
在当时，沉水植物大面积种植，国内外没有成功的先例。
梁子湖的水域300多平方公里，给它种草，谈何容易？
试！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1999年春，梁子湖水生植被生态恢复工程开始了，他们选取适宜在梁子湖生长的本土水生植物加以培植，作为进军湖泊的“种子”。
种草有很多讲究。不同的水草，种植季节、方式皆有不同。“有的水草根系比较脆弱，需要人潜到湖底用手刨坑，就像稻田插秧一样。”刚开始没经验，十种九败，不少新种下去的水草隔天就浮起来。种的草或被草鱼全吃光了，或被浪卷飞了。经过两三年努力，种草成功率提高到50%左右。
种草必须得会潜水，一个猛子扎下去，把草栽进泥里。每每栽完，大家的口鼻都黑乎乎的。
寒冬中，他们穿着潜水服，潜到两三米深的湖底，把一棵棵水草的小苗插在底泥里，上岸后时常冻得嘴唇发紫、浑身发抖。后来，采用铁杆扦插的方式，人不用下水，但湿草冷风还是冻得大家瑟瑟发抖。从船上或者三四米深的实验池摔下，那是常有的事。
正是这些不起眼但净化效率高的沉水小草，一次次地挽救了“病痛”中的梁子湖，不仅净化了水质、减少水的波动、固着底泥，还能进行光合作用释放氧气，为其他水生生物提供生长条件。
十年后，随着种下的水草在湖底繁衍生长，梁子湖植被覆盖率超过了九成，有一半湖水恢复到了一类水质。
2009年，清澈的湖水中，成群地漂游着形如小蘑菇的透明体，大小如拇指盖，宛如柳絮般游动着。这，不就是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淡水桃花水母吗？！
淡水桃花水母在梁子湖高密度、大面积出现，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属罕见，万众瞩目！
经此一役，梁子湖生态站“出圈”，梁子湖生态修复思路与实践受到国家肯定。
在2007年召开的湖北省委梁子湖保护专题会上，于丹建议要加强对梁子湖这类轻污染湖泊的保护，得到省委主要领导的重视。会后，杨弘远院士和于丹提出的抓紧治“小病”、分期治“重症”、保住“生态本钱”的湖泊治理新思路，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相关部委赴梁子湖调研后，全国启动了良好湖泊保护项目，累计投资100余亿元，保护了国内百余个轻污染湖泊。
洪水虐湖
树木葱茏，翠鸟点水而过，柔软的水草在碧水里招摇。水草很柔弱，对水深、光照、温度等十分敏感，对洪水这只“猛兽”尤为害怕。
1998年的大洪水，让生态站师生们第一次体会到了大自然的无情。可他们绝没想到，这样的残酷，还要再经历几次。
2010年夏天的洪水长达47天，梁子湖的水生植物几乎全部死亡。湖面漂浮着大量一团团、一片片的蒿草，犹如一座座浮岛。房子、实验材料设备全部没入水中。
“生态站还接着建吗？实验还继续做吗？我们还能毕业吗？”学生们抱头痛哭。
此时，于丹正因积劳成疾住在医院，等待手术。得知这一切，他几近崩溃。
尚未出院的于丹带病查看生态站及梁子湖生态损失情况时，数度落泪。“非常惨，大家做了这么多年，一切又回到零点。那时我几乎不能睡觉，几天几夜都在想怎么办。连在病中的恩师杨弘远院士也关心，梁子湖还能恢复好吗？”
“放弃很容易，我可以回武汉大学教书。但这个站已经建起来了，只要我顶住了，别人也就有信心了。一次毁掉了，毁不掉一切，我们还有种子和苗，还有大家的支持，可以从头再来。”洪水还未退去，于丹不顾刚刚做完手术的身体，就会合生态站在外科考的多路师生，大范围采集种子，为梁子湖生态修复作准备。
种草，种更多的草！
很快，他们发现了耐水淹的水生植物品种，立即向梁子湖引种。2010年冬至2011年春，生态站师生将5万公斤种子和幼苗种入湖底，密植3000公顷作为示范带。经过持续的努力，加上湖底水生植被的自然修复，最高峰时，“水下森林”再次覆盖梁子湖底八成以上区域。
时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校长顾海良率队赴梁子湖看望慰问观测站师生时，泪水模糊了眼眶。他们高度评价于丹团队——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体现科技工作者的责任感和学术水平，这种勇于担当的科研精神，是武大师生的楷模。
2016年，国际知名水生态学家、巴西马林加州立大学教授托马斯登上生态站，丝毫没有发现洪水肆虐的痕迹。他赞叹，梁子湖观测站是世界上最好的水生植物实验站。从此，他主动和站内师生合作开展研究和共同发表论文。
洪水，洪水，还是洪水！
当一切都在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时，洪水再一次凶猛而至。
2016年夏天，在瓢泼大雨中，于丹带着学生手拉着手趴在沙袋上，拼命地想把洪水堵在门外。
可水涨得太快，很快就冲垮了所有沙袋。于丹将学生们送到食堂安全处，一个人义无反顾地划船返回实验楼。
一片漆黑中，于丹划进实验楼主楼。只听“砰”的一声重响，他的脑袋撞上了横梁，趴在船上半个多小时不能动弹。整整两个多月，靠着学校紧急送来的发电机，于丹一个人住在淹水一米多深的实验楼中，守护楼上的仪器设备和标本。
每一次洪水袭来，一湖水草难逃厄运，随着风浪被拍打到梁子湖生态站岸边，以残酷的方式“回娘家”。可每一次洪灾肆虐过后，又顽强地现出新的生机：于丹和师生们，再次义无反顾地扎到湖底，重新种植水草。
三次灭顶之灾，三次劫后重生。10年、5年、3年，越来越快的恢复时间，有力证明了他们长期坚持的“以草治水”治湖模式。
令人欣慰的是，在教育部领导关心下，时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韩进和时任校长李晓红为生态站申请到教育部修建防洪坝经费，今年大坝已合龙。洪水，再难威胁生态站。
国家湖库生态安全评估项目专家组高度评价：梁子湖是中国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植被覆盖率最高的湖泊。生态环境部也肯定，梁子湖治理是我国湖泊生态修复的范例。
湖水澄澈
“加冕”国字号后，国家、地方和武汉大学给予生态站更大更多的支持。如今，实验楼配备了精密实验仪器，建设了国内最大的水生植物实验系统，包括大湖样地、1000多个水泥池和2000多个不锈钢水族箱及大量贵重仪器。
科学研究就像行走在一座迷宫里。面对一个个形态相似的分叉口，找到正确的那个，一定是艰辛而曲折的。
生态站师生们更加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600多个大大小小的实验池里，种着生态站师生从梁子湖和全国各地采集的水草种苗。透过清亮的水面，嫩绿的水草轻轻摇荡，宛如一片片水下森林、草场。
轮叶黑藻、苦草、金鱼藻、菹草、黄丝草、睡莲，有的秋冬生，有的春夏长，有的是开路先锋——迅速成活占领阵地，有的是持续发力——既吸收氮磷又吸附污渍。
什么样的环境下更适宜水草生存、什么水草品种可以越冬不凋……“先从实验池开始，经过培育筛选后，逐步从小池塘、小湖湾，再过渡到大湖中。”王力功说，他们从天南海北采集种子，回到站里保存、浸泡、培养幼苗，再到湖里种植。
历时30年，团队走遍了全国，从数不清的水体中，采集水生植物标本40万余份，调查了水生植物群落样方3万余个。“这些水生植物标本和植被样方数据，为后续水生植物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部分数据正用于撰写云南水生植被志！”于丹难掩兴奋之情。
“研究水生植物，下水又脏又累，我们愿意做，这是我们热爱的事业。”吕田博士说。他们靠着愚公般的意志力，采回了大量水样、泥样和生物材料，为科研提供了扎实的实验样本。他们开始筛选适宜物种，并进行生态学规律探索。梁子湖底，水草的秘密逐个浮出水面。
徐新伟教授探索出从分子生物地理学的方向研究水生植物亲缘关系和分布格局，让水生植物类群的分类和适生物种选择更科学精准。
“水生植物种起来，到底削减多少氮磷含量？”刘春花教授带领课题组六位博士生深入研究富营养化湖泊内源氮磷修复机制，在国际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权威期刊发表了多篇文章。
王忠副教授开展的水生植物生态化学计量学研究，可以检测水生植物体内的碳、氮、磷等指标，并揭秘植物如何适应水环境。
这群扎在泥土中的师生们做到了：查清中国水生植物共有1605种，证明中国是世界水生植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记录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有478种，初步调查了部分外来种的入侵现状和危害性；提出了一个中国水生植被分类系统，统计中国水生植被群落类型共有709个。
淡泊如湖
从地图上看梁子湖，它就像一片巨大的叶子，每片叶子的外围呈锯齿状，每个齿就是一道湾。在于丹的眼里，梁子湖99个湖湾是最美的风景。不管湖面上哪里风吹浪打，湖湾里面都相对平静，非常适合水生植物生长。
从三十而立到满头银发，66岁的于丹仍坚持经常下湖，留心每一点风吹草动，如同父母悉心守护着自己的孩子。
为人师表就当身体力行，恩师周以良先生就是他的楷模。
在东北林业大学读研的于丹，求学于著名植物学家、“东北草王”周以良先生门下。直至古稀之年，周先生还带着研究生进行野外调查。“为了写小兴安岭植物志，周老在大山里待了8年，一生淡泊功名。”为了纪念恩师，于丹将自己在野外发现的新种，命名为“周氏黑三棱”。
“生态站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国家、地方和学校的支持。”于丹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1994年，37岁的于丹，从讲师被破格评为教授。20世纪末，他又获得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基金资助。在别人的眼中，于丹此时正是达到“人生高潮”的时刻，而他却决定，今后个人不报任何奖项。
这么多年，他几乎不参加任何庆功、表彰、颁奖。他常说，武汉大学给予他太多，而他欠学校的太多，要多为学校做实事。
“以您的成就，为什么不申报院士呢？”
“一是水平不够，二来要花时间。不如多种几棵水草，心里更踏实。”漫步生态站，于丹的回答如此简单而朴实。
熟悉于丹的人都知道，于丹有一个“怪癖”——任谁来观测站考察，他都不陪吃饭，哪怕是再大的领导。
“学生也是孩子，我是带头人，如果来个人、来个领导我就陪着，会影响学生的心态。”于丹说，这是他的“红线”，也一直这么坚持着。
在“功名”上，于丹谦逊、低调；在“利禄”上，他更为淡泊。
2001年，浙江台州的水源地长潭水库连续三年暴发蓝藻水华，当地找到于丹求援，团队在长潭水库底种下了“万亩草场”。2004年后，该水库再未发生过蓝藻水华，一类水质保持14年。在云南洱海和湖南韶山毛主席故居水塘等地，他们也义务为当地种草治水。
有目共睹的治水成效，为他们赢得了好口碑。
2009年，在我国首届野外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梁子湖生态站被评为“全国野外科技工作先进集体”。2014年，全国唯一的省级环保政府奖颁发，梁子湖生态站榜上有名。2016年，梁子湖生态站获评首届“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集体。2018年，梁子湖生态站入选第一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治湖不辍
一条科学探索之路漫长而曲折，一代代科学家也在这条路上慢慢地变老。
治湖，不是短时间就能见效的，它有一个持续的、渐进的、积累的过程，它需要的是时间和毅力。
如今，梁子湖观测站已培养了48名博士和64名硕士，他们已成长为我国水生植物研究的中坚力量，在站师生们累计发表SCI论文近200篇。在国际水生植物研究领域，中国有了一席之地。
从梁子湖出发，湖南人谢永宏和当年的于丹一样，35岁开始筹建洞庭湖湿地站。现在，他已是洞庭湖国家野外站站长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范书锋长驻宜昌枝江，优化应用“梁子湖模式”，治理刘家湖、东湖、五柳湖、杨家垱等8个湖泊和宜昌市三个公园水体，取得明显成效。
从武汉东湖、南湖，湖南大通湖，到江苏苏州阳澄湖、宜兴东氿等，王力功博士用水草改变了不少湖泊的水质和生态景观。
王忠是生态站第一个进站博士后，留校工作后仍长期坚持在青藏高原研究水生植物，去年援藏任职西藏大学生态与资源环境学院副院长。在站博士后李杨7年来在大通湖研究湖泊磷形态及其迁移转化规律，在国际水和环境研究领域权威期刊发表3篇文章。
眼下，与于丹纠缠半生的梁子湖，再一次迎来新的生态问题。全面禁捕后，湖中大量鱼类将梁子湖水生植物吞噬殆尽，曾经的“水下森林”眼看又要变成“水下荒漠”。于丹仍如他初见梁子湖那般，一次次呼吁相关部门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一次次坚持不懈地在湖中种草。目前，他们探索出了围网种草的方式，初见成效。鄂州市已在沿岸带围网种藕，梁子湖消失的荷花，今年夏天有望重新盛放。
寂静的牛沙咀小岛上，有风的天气，能听见湖水怒号，没风的日子，能听见湖水清唱。
枕着梁子湖的波涛，梁子湖生态站师生们有着更大的梦想——继续勇攀科研高峰，撰写完成《中国水生植物志》和《中国水生植被志》等志书。他们要把梁子湖建成全国水生植物种苗繁育基地，完成“水生植物净化—美化—资源化综合利用”的完整链条。
“梁子湖一定要治理好，因为它是我们的出发点。”于丹说。
（本稿配图为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