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基层扶贫干部有三个绕不开的难题——精准识别难，材料工作难，产业发展难。其中，精准识别就是个伤脑筋的大难题，一不小心就会“触雷”。
5月4日清晨，外面的雨很大。
我刚起床，打开房门，就看到一个年近八旬的老婆婆送来一包豌豆和一包葱蒜。我感动地收下，放到驻村工作队的厨房里，然后招呼老人坐下，拿出一百元钱给她。她推辞多次后，终于收下了。
我搬来椅子，坐在老人面前，询问老人有什么需求？
老人恳求我“批准”，尽快给她安排一套“扶贫房”，然后絮絮叨叨地讲述了很多关于她两个儿子在别人家当上门女婿的情况。
我耐心地听她讲完，然后翻查材料，发现这个老人似乎不太符合纳入易地搬迁的条件——她的两个儿子与儿媳均有承担赡养老人的能力和义务。
然而，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当晚9时许，老人的一个儿媳打来电话，倾诉了很多对村干部不愿给她婆婆安排扶贫房的怨气，要我给她婆婆做主。
挂断电话，我连夜赶到村支书李仁方家，仔细了解情况。
李书记告诉我，村组已经准备按程序给老人安排一套“扶贫房”（易地搬迁安置房），是一个人的小面积房。而此次乡政府交钥匙的“扶贫房”，全是大面积房。老人必须等到今年下半年才能交钥匙入住。
我问李书记：“这个老人的儿子儿媳们均有赡养能力，为什么还要给她安排‘扶贫房’呢？”
李书记噙着泪花，讲出了村组干部一致同意给老人安排扶贫房却又拿不定主意的原因——
原来，老人的两个儿子，均已入赘到别人家，均没有生育子女。而老人的两个儿媳，均与前夫生育了儿女。多年来，老人的儿子儿媳们根本没尽过赡养义务。老人现已78岁高龄，一个人住在山上的旧房里，日子过得苦啊！
在这个偏远山区，有着不成文的风俗：上门女婿没有地位，入赘相当于改姓变成别人家的人。尽管儿子、儿媳们不尽赡养义务，可老人却始终牵挂着两个儿子的生活。老人找干部要“扶贫房”，既是给自己解决住房问题，还想给两个儿子留后路——因为她担心两个儿子年老后被儿媳和儿媳的子女们赶出家门。
听完李书记的动情讲述，我低下头，沉默不语。
回到驻地宿舍，我翻查中央、省、市有关精准扶贫的政策法规，很快找到了一条相关规定：“对于女儿外嫁、儿子入赘外地，父母单独在本地生活，并且的确困难的，可以尊重农村习俗，可以进行单独识别。对于子女长期不赡养老人，老人的确生活困难的，并且周围群众也认可的特殊情况，经村民主评议通过后，可以单独识别。”
第二天，我召集村干部、村民代表开会，大家一致同意给老人安排一套“扶贫房”。
随后，我也在会议记录本上签字，表示赞同村干部与村民代表们的意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实事求是地解决一个八旬老人的住房问题，还能惠及她的两个苦命的儿子，何乐而不为呢！
十九大报告提出，扶真贫，真扶贫。我的体会是，扶真贫，首先要识真贫。精准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各级对精准识别重点考核的指标为漏评率和错评率，指标要求非常严格。具体到一个村，稍有不慎，就会出问题，弄得基层干部反复作解释、写说明，也使得部分基层干部无所适从、缩手缩脚，生怕因此被追责问责。
客观分析，精准识别，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原因有三：一是上级规定的识贫标准、识贫程序比较原则，需要基层在落实中细化研判，造成识别千差万别。二是农村情况纷繁复杂。农户家庭的真实情况和基层干部了解的情况，客观上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群众难免会有意见。三是社会对识别的理解差异。在评估考核调查时，面对同一农户是否应当识别的个案时，意见很难统一。
“贫困户究竟要怎么识别才能精准？才不会被问责？”基层扶贫干部问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精准识别的根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具体要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出公心、讲实情、说真话，把群众真正公认的贫困家庭纳入建档立卡、精准扶贫的框框中。
在我看来，尊重农村习俗，考虑特殊情况，就是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精准识别也就不难了。
利川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干部、双林片区精准扶贫工作队队长李利冰记于2018年5月8日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黎海滨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