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省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坎子山村，该村党支部书记魏登殿在村委会前。新华社发
安徽省店前镇河西村小学“90后”特岗教师熊丹陪孩子们在校园里玩耍。新华社发
河北省阜平县砂窝乡林当沟村村民张晓量在温棚采摘食用菌。新华社发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汶水镇铜厂沟村村民苏取强（左一）一家在新居内看电视。新华社发
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瓦房村驻村工作队员、大学生村官连远航（右），与村民坐在石墙上交谈扶贫产业情况。新华社发
清晨4时，大兴安岭南麓。熹微的晨光中，黑龙江龙江县哈拉海乡西里村的贫困户龙双山，赶着两头母牛，走向村庄另一头的草甸。
上午7时，太行山区。在食用菌核心园区，河北阜平县砂窝乡林当沟村村民张晓量，给工人们安排好任务，也钻进大棚摘起了蘑菇。
从新疆南疆三地州到大别山区，从大兴安岭南麓到滇桂黔石漠化区……14个连片特困地区，是中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已有5564万人摆脱贫困，每年脱贫人数超过千万。未来3年，还将有4335万人实现脱贫。外媒报道称，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的减少，主要应该归功于中国取得的进步。从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到几乎完全消灭极度贫困，中国的脱贫实践令人惊叹。
在14个连片特困地区，“中国式”脱贫致富的故事正在上演，当地群众的获得感越来越强。
生产：民生发展新增长点
今年4月，河南兰考县正式宣布脱贫，成为大别山区率先“摘帽”的贫困县。
在兰考县固阳镇徐场村，每一条街道都有一个“琴”字。在这里，60%的农户拥有自己的乐器工厂，年收入一般都在百万元以上；剩下40%农户则在这些工厂里打工，每月收入也不低于5000元。
徐二排就是返乡创办乐器厂的村民之一。几年前，他创办了兰考第一家琴弦厂，一天可以为100台古琴提供琴弦。工厂雇用的6名工人全是贫困户，月工资约6000元。目前，遍布徐场村的50余家乐器作坊共吸纳贫困家庭160余人，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出口到美国、新加坡等国家。
发展生产脱贫是“中国式扶贫”的重要内容之一。经济林果、草食畜牧业……近年来，中国贫困地区传统主导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有效带动贫困群众脱贫增收。与此同时，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旅游扶贫等新兴扶贫也在落地生根，成为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新增长点。
在山西省吕梁山连片特困地区，由于生态环境较好，农特产品品质优良。过去，受制于信息不畅、渠道单一，大量农产品滞销，制约着贫困户脱贫致富。2年前，吕梁山区5个县联合发起“吕梁山区特色农产品网上展销活动”，推出20个特色山货在淘宝网售卖，几天时间里，农民家里积压的产品就销售一空。
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播
湖北省竹溪县桃源乡甘沟子村，位于鄂陕渝交界、秦巴山区。
张玲是村子里厚白小学的教师。7年前，大学毕业的张玲来到桃源乡任教，听说厚白小学没有英语教师，主动请缨来到20多公里外的甘沟子村。
山高路远、条件不便。有的老师来学校才几天，不打招呼就走了，张玲却留了下来，一待就是6年。除了教英语，她还教语文、数学、科学、音乐等课程。乡村办学条件差，她和其他老师购买体育器材，在村里的马路上办起了运动会，成了村庄里的一件大事。
如今，厚白小学有了4名年轻教师，张玲也在大山之中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我们要想办法，让山村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样，生活得丰富多彩。”
在中国，越来越多像张玲这样的乡村教师来到特困地区，把知识和快乐传递给孩子们。2015年，中国启动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目前，全国有665个连片特困地区县实施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130万乡村教师从中获益。
接受良好的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第一步。近年来，从学前教育到义务教育，中国让更多贫困地区的孩子不在“起跑线”上掉队。到2020年，义务教育实现基本均衡的县（区、市）比例将达到95％，学前3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左右。
“在清华园里的所有学子，无论是生活困顿，抑或身体抱恙，都会有‘爱’与‘情’相伴。”近日，清华大学写给甘肃定远19岁少年魏祥的信引发热议。由于身体残疾，考入清华大学的魏祥希望与母亲同住。而清华大学及时回应，为魏祥母子提供免费住宿。
从支持中西部发展、招收农家子弟，到资助贫困学生、提供绿色通道。优质的教育资源正在更多地惠及来自贫困地区的“寒门学子”。
易地搬迁：新水土养起一方人
在四川大凉山深处，彝族自治州雷波县汶水镇铜厂沟村村民苏取强几个月前搬进了新房子。
这栋两层小楼，面积有120多平方米，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电饭煲、洗衣机、电视机，这些家电苏取强都是第一次用。
就在一年前，苏取强一家人还住在大凉山上的土坯房，屋子中间架着一口锅，生火做饭时烟气呛人。受惠于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区易地扶贫搬迁，苏取强一家人自筹不超过1万元，就搬进了新家园。
在西藏昌都市达修天津新村，44岁的丁增绕吉也在去年年底搬进了90多平方米的亮堂房子。过去种青稞、养牦牛，一年才收入2000多元钱。如今新房靠近公路，他买来货车跑运输，一天就能挣200多元。村里还计划建幼儿园，孩子们读完幼儿园，可以到邻村读小学到三年级。
数据显示，西藏去年落实易地扶贫搬迁投资逾40亿元，已搬迁入住3万余人。在全国，去年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超过240万，今年，这一数字有望达到340万。
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问题很难就地解决。对此，《“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提出了5年搬迁约1000万贫困人口的目标，搬迁数量在中外历史上前所未有。
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认为，易地搬迁、到新的地方去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是解决扶贫攻坚中最困难的一部分人口的有效手段。同时，政府也要加大扶持力度，既解决生产问题，也兼顾情感需求。
生态补偿：加大“造血”拒绝返贫
清晨6时，江西省安远县三百山护林员龚隆寿穿着迷彩服、蹬着解放鞋、拿着电喇叭，开始了一天巡山护林的工作。他自带干粮当午饭，渴了就喝山溪水，一天能走30多里，37年走了十多万公里、走坏100多双鞋。
“只要能走得动，就要继续把东江源头的山林保护好。”龚隆寿说。
为保护好香港同胞的饮用水源东江源，安远县精心呵护东江源头的生态环境。而作为补偿，2016年，江西给安远县下达流域生态补偿资金9973万元，预拨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首批奖励补偿资金8660万元。
在14个连片特困地区中，有不少地方既是贫困地区，也是重点生态功能区或自然保护区，还是少数民族群众聚居区。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刘桂环认为，长期以来，生态脆弱贫困地区脱贫工作的深度、广度、力度和精准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输血量”的多少。一旦输血停止，很容易造成返贫，缺乏有效的造血功能。
为此，很多贫困地区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加大“造血型”生态保护补偿力度，探索生态脱贫的新途径。
例如，甘肃省提出，“十三五”期间对生存环境恶劣、退化严重、不宜放牧以及位于大江大河水源涵养区的草原，实行禁牧封育。在禁牧区域以外的可利用草原，将根据载畜能力，实施草畜平衡管理，对完成年度减畜任务的农牧户给予草畜平衡奖励。
贵州省在赤水河、乌江等流域全面推行流域水污染防治生态补偿等制度，累计筹集生态补偿资金2.5亿元，有效调动了各方主体履行环境责任的积极性。
刘桂环认为，生态补偿脱贫能够解决贫困地区生态工程建设资金不足、贫困人口因保护生态环境收入不高的问题，确保这些贫困地区生态屏障功能稳定。
